不同的认识方式
原始研究、综述与研究者介绍。保留样本、方法和不能推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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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比较22名自闭症儿童与16名对照的乳牙：60种常见检出化合物中57种在病例组浓度更高，19种达到统计显著。小型病例对照研究不能证明奶瓶、塑料或某种化学品导致自闭症。总样本38且非随机；混杂、样本选择及反向解释不能排除；60种不是全部检出化学物；57项更高不等于57项显著。本文依据原作者摘要及可读元数据，未核完整论文。
推荐理由：总样本38且非随机；混杂、样本选择及反向解释不能排除；60种不是全部检出化学物；57项更高不等于57项显著。本文依据原作者摘要及可读元数据，未核完整论文。
一项发表于 Psychiatry Research 的研究显示，父母离异或未婚者的子女在成年后报告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可能性显著更高。但研究指出，这一关联在很大程度上由父母的精神疾病所驱动。
一项追踪1400名九至十二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其年轻支持者的种族意识与对社会不平等的认知下降，而反对者则上升。研究还记录到拉丁裔青少年遭遇更多歧视，28%的K-12教师报告目睹针对弱势群体的贬损言论增加。作者作为青少年发展研究者指出，这些分歧性信念可能延续，并预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将带来类似或更大的分化。
推荐理由：作者为青少年发展研究者，基于其2016—2017年对1400名九至十二年级学生的追踪研究及他人研究作出判断；2025年后的预期属作者推测，非实证结果。
共同负责人Gregory Jones认为，不同药物可能通向部分共同的神经免疫路径，结合血液与脑活动有助于理解治疗反应。机构稿希望研究惠及抑郁患者，包括癌症患者；同时明确仍需更大、前瞻性研究，才能判断标记物能否提前预测疗效。这是研究团队的解释，不是独立验证。
研究将培养神经元、健康志愿者脑脊液与既往氯胺酮试验数据结合，提出IL-7/IL-15等候选信号。临床数据来自39名难治性抑郁参与者和25名健康志愿者；转录组与脑磁图使用不同子样本。它是探索性、事后分析，不是多种药物在人群中的头对头比较，也不是已经验证的验血选药工具。
盖洛普在美国调查2000多名成年人，询问其日常经历而非总体印象，发现多数人报告经常见到善意：60%说常或很常见到人们友善尊重地行事，65%说过去七天内收到过社区中他人的善意，73%认为其他美国人总体很友善或有些友善。90%表示对陌生人主动行善感到非常或有些自在，但18至29岁群体中这一比例仅35%，低于30至49岁的49%和65岁以上的64%。
推荐理由：盖洛普调查为自报数据，年龄差异为关联而非因果；元分析显示年龄差异随助人类型与收入变化，德国研究结论相反。
周淑金等人在《心理科学进展》提出，儿童创造力存在消极面，可分为以利己为目标、伤害为副产品的负创造力，以及以伤害为核心的恶意创造力。研究指出，从负创造力转向恶意创造力并非必然，需认知、动机、情绪、道德四环节同时起作用，并据此提出CMD引导法，从认知、动机、发展三层进行干预。
一项针对51名本科生的12场焦点小组研究，请学生回顾课程经历中支持或阻碍品格美德发展的方面。学生提到促进换位思考与建设性分歧的活动、教师展现共情并建立真实关系、课程内容与现实世界相关，有助于练习开放心态、觉察与共情；也有学生谈到教师营造敌意环境、在每件事上做“更大度的人”难以持续、对未来不确定，会限制这类练习。研究基于单一大学学生的自述，属质性焦点小组，非因果验证。
中科院心理所蒋毅研究组采用多感觉变化检测任务，发现动态情境中冗余信号效应依然稳定存在，一致有效性原则比可变性原则更能预测该效应大小，其中单通道信息处理速度的相似性贡献最大。计算建模显示，情境可变的竞争模型优于共激活模型，大脑更可能在保持通道独立的基础上灵活调整证据累积速率或决策阈值来加快决策。
一项465名青少年的观察性追踪发现，3岁时较少积极、较多消极的养育行为，与9至18岁对获奖反馈的脑电反应增长较弱相关。各波有效样本不同，结果不能证明养育方式导致变化，也未证明能预防抑郁。本文依据论文摘要与图注，非全文审读。
推荐理由：有现实心理学阅读价值；以原论文摘要支持的范围呈现，保留因果限制与原始日期。后续媒体传播另记，不重复计票。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Michael Kardas团队让美国（部分为英国）成年人就猫狗偏好、取消文化、拜登是否是好总统等议题进行10分钟跨立场对话，结果发现双方观点比事先预期更明显地趋于温和，一周后仍比初始状态更不极化。研究者认为，对话让人看到对方形成观点所依据的不同信息面，从而拓宽视角；在另一实验中，被告知这些结论的参与者更愿意就极化议题展开对话。
Srinivasan 等（2024）利用英国千年队列研究数据发现，3至7岁间易怒程度未按预期下降的儿童，在14岁时更可能报告更多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该关联在调整性别、族裔、家庭社会经济因素、母亲抑郁及早期行为问题后依然存在，但研究为观察性设计，无法排除遗传与环境等残余混杂。作者指出，易怒的发展轨迹而非单一时点的水平，可能更具临床意义。
哈佛-MIT健康科学与技术项目博士生Diana Grass正在开发可与柔软外周组织无缝集成的软生物电子器件，以持续监测多种生理信号并记录、刺激神经回路。她认为身体一直在“说话”，但现有医学影像和诊断仍多依赖孤立快照，缺少理解其语言的手段。她主张从生物学而非学科出发，这类技术或有助于更早诊断和更精准治疗。
中科院心理所杜忆研究组以118名4-6岁普通话学龄前儿童为对象，比较“唱诗学习”与“机械背诵”，发现把古诗唱出来能让幼儿学得更快、背诵更流畅、记忆保持更久。实验1a中唱诗组平均11.6分钟完整背诵，朗诵组需25.4分钟；六个月后随访，唱诗组29名幼儿全部能完整回忆，朗诵组28人中仅9人能背出。实验2以60名5-6岁幼儿验证，高低难度文本下唱诗组均表现更好。
推荐理由：依据中科院心理所科研新闻，原论文全文未读；样本为118名4-6岁普通话学龄前儿童，结果限于该群体与所测古诗材料。
耶鲁医学院精神病学讲师 James Kimmel Jr. 在《The Science of Happiness》节目中提出，复仇会像成瘾一样形成强大习惯，其脑部反应与药物成瘾相似。他因少年时期长期遭霸凌、爱犬被枪杀而几乎实施暴力，此后转向研究动机控制。节目还给出一种宽恕练习：回想怨恨、觉察情绪、想象放下，并反复练习以打断复仇循环。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朱廷劭研究组联合华南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围绕横断面网络模型中的模拟干预方法，系统介绍了nodeIdentifyR算法（NIRA）的原理与R语言实现流程，并开发出NIRApost R包。该研究补充了调节效应检验、置换检验和稳定性分析三种检验方法，以提升识别心理干预靶点的稳健性。研究强调模拟干预结果应理解为基于特定网络模型的预测性干预靶点，不能直接等同于真实临床干预效果。
MIT 皮考尔生物学与神经科学教授、1987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于 7 月 11 日去世，享年 86 岁。他因发现免疫系统通过 V(D)J 基因重排产生抗体多样性而获奖，此后转向神经科学，其工作帮助揭示大脑以“印迹”形式储存记忆。他在 MIT 任教超过 40 年，并曾任皮考尔学习与记忆研究所创始所长。
MIT皮考尔研究所的Earl K. Miller与伦敦大学城市圣乔治的Dimitris Pinotsis在《Cerebral Cortex》发表研究，分析动物玩工作记忆游戏时的神经脉冲与局部场电位，发现局部电场对神经活动存在自上而下的影响，即“触突耦合”。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显示影响方向偏向电场，且耦合强度与LFP功率波动成正比。研究者据此提出，电场或可作为控制参数，为疾病中脑功能失调的干预提供思路。
心理科学家Victor Counted接受The Conversation访谈，介绍其覆盖40个非洲国家的繁荣（flourishing）研究，挑战非洲在发展中“落后”的主流叙事。全球繁荣研究覆盖22国逾20万参与者，含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埃及五国；尼日利亚在排除财务指标的繁荣得分上列全球第五。
MIT麦戈文研究所与约克大学团队将动物与类脑人工神经网络训练识别同类物体，发现模型性能提升时其内部重组方式与动物大脑中检测到的变化高度平行，论文7月8日发表于《自然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