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报告的肥胖”看 ADHD 与兴奋剂治疗的诊断困境
精神科医生 Awais Aftab 以“看不见的肥胖”思想实验作类比:若肥胖只能靠自我感知和行为推断来诊断,进食障碍者可能自诊为肥胖并寻求 GLP-1,正如当下 ADHD 与兴奋剂治疗的处境。他指出,ADHD 与肥胖一样是真实的临床问题,但其诊断只能经由自我报告和行为推断间接获得,无法像肥胖用体脂率或 BMI 那样客观测量,因此兴奋剂既被真正符合诊断标准者使用,也被其他困扰者寻求甚至滥用。
不同的认识方式
不同作者的论证与解释,不以热度代替理由,不把分歧合并成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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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医生 Awais Aftab 以“看不见的肥胖”思想实验作类比:若肥胖只能靠自我感知和行为推断来诊断,进食障碍者可能自诊为肥胖并寻求 GLP-1,正如当下 ADHD 与兴奋剂治疗的处境。他指出,ADHD 与肥胖一样是真实的临床问题,但其诊断只能经由自我报告和行为推断间接获得,无法像肥胖用体脂率或 BMI 那样客观测量,因此兴奋剂既被真正符合诊断标准者使用,也被其他困扰者寻求甚至滥用。
该帖分享MD Anderson机构稿并链接论文。可见评论中,有人以个人受益经历质疑治疗顺序与可及性,也有人指出个人经历不能证明优于现有治疗,并讲述无效、不良体验或依赖担忧。它展示公众关切,不是疗效比较试验;评论者身份未核,不据票数推定医学共识。
Greater Good 刊文讨论:当伤害涉及种族主义时,宽恕是否仍然适用。文章引述卫斯理安大学社会心理学家 Michael Perez 的观点,认为在种族正义尚未实现时,社会对黑人宽恕的期待可能构成压力,甚至让制度性不公免于被追究。
Greater Good 刊出对犯罪学家 Tamara Herold、德国巴伐利亚州警察上校 Bernd Burger 与奥地利心理学家 Markus Ebner 的访谈,讨论把 PERMA-Lead 积极领导力模型引入警务。
临床心理学家 Erin Schoenfelder Gonzalez 在一场网络研讨会上讨论的研究指出,ADHD 儿童在课堂上累积的细小纠正可能逐渐侵蚀其学业信心与师生、同伴关系。她主张在每次纠正之外争取约三次积极互动,并强调关键成人温暖而一致的回应对保护孩子尤为关键。
在儿童青少年简短干预会议上,David Jobes 教授提出,稳定危机与治疗成因是两项不同任务,后者更难也更容易被忽视。他认为安全计划、危机热线和限制致命手段获取能管理急性风险,却未必触及自杀念头本身;其 CAMS 方法让患者说出驱动自杀的因素并以此为目标。他提到有试验支持的治疗正朝这一方向努力,单次会谈也显示出缓解痛苦、提升生存动机的迹象。
Carlat 精神心理播客讨论 DSM-5 放宽成人 ADHD 诊断标准:起病年龄要求从 7 岁移至 12 岁,并取消童年期功能损害要求,只要就诊时有损害即可。节目以一名 43 岁女性为例,指出新工作压力、手术绝经、睡眠问题和社交媒体使用都可能造成注意力问题,并提及 2019 年澳大利亚研究者对这些修改的批评。
精神科医生 Awais Aftab 在 2026 年 7 月 25 日的文章中说明,他与 Alan Levinovitz 去年提出的“Rumpelstiltskin 效应”概念,早在 1972 年 E. Fuller Torrey 的《The Mind Game: Witchdoctors and Psychiatrists》中已有同名“Rumpelstiltskin 原则”。
加州大学伯克利Greater Good刊文讨论:一位研究创伤与存在焦虑20余年的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教授提出,政治极化中较少被关注的一个成因是存在焦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Michael Kardas团队让美国(部分为英国)成年人就猫狗偏好、取消文化、拜登是否是好总统等议题进行10分钟跨立场对话,结果发现双方观点比事先预期更明显地趋于温和,一周后仍比初始状态更不极化。研究者认为,对话让人看到对方形成观点所依据的不同信息面,从而拓宽视角;在另一实验中,被告知这些结论的参与者更愿意就极化议题展开对话。
ACAMH博客刊发Martina Gallo对Pooja Saini教授会议发言的评述,讨论青少年危机照护中家长或照护者的位置。Saini指出,照护者常是第一个应对风险的人,却可能被服务系统视为问题的一部分,甚至被书面或当面归咎。作者认为,当工作人员有时间阅读个人史并据此调整照护方式时,照护可能呈现不同形态;把家庭纳入其中,或有助于青少年留在治疗中,但受限于服务时间压力。
公民科学家 Adele Framer 回应 Aftab 医生 6 月 13 日关于“戒断研究未来”的预测,称其 2011 年创办的 SurvivingAntidepressants.org 在 2026 年 1 月转为只读前积累了 23,740 名注册成员,收集约 6,000 份纵向第一人称案例叙述。
《国际福祉杂志》一篇论文提出“微善意”概念,指由真实温暖情感驱动、通常持续不到五秒、对他人有益且付出成本很低的小举动,如微笑、问候、道谢。作者将其视为“微冒犯”的正面对应,并借用“正向流行病学”视角追问这类行为在何处发生、如何扩散。文章以微笑为例,强调其效果受文化、情境与关系影响,且不替代结构性改变。
Greater Good刊文梳理宽恕与健康的关系,认为放下愤怒、对伤害者释放善意有助于恢复内在平衡、改善睡眠并可能延长寿命。文章援引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宽恕研究者Everett Worthington的定义,指出宽恕不等于赦免、纵容或必须与对方和解。文中提到多项研究显示宽恕者睡眠更好、负面情绪反应更弱,但作者也强调这些多为关联证据,不能直接解读为因果。
诗人兼听声者Amanda Peery-Wolf在Awais Aftab的精神医学讨论中自述,她约十年前开始听到声音,先后与三位治疗师和七位精神科医生合作,诊断从双相II型多次变更至今为未特定双相及相关障碍。她指出多数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和研究者对声音内容缺乏兴趣,而她认为理解声音所传达的信息是与其建立更好关系、过上充实生活的关键。
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在Greater Good撰文提出,孩子会模仿父母处理冲突的方式,把威胁、操纵、冷落等策略用于同伴关系。文章引用班杜拉1961年“波波玩偶”实验,以及作者本人对幼年暴露于父母间家暴者的追踪研究,称这些人成年后更可能成为亲密关系暴力的施害者与受害者,且学前阶段暴露者风险尤为突出。作者认为,父母以尊重、感谢和团队协作的方式相处,可为孩子示范健康的社交策略。
《Greater Good》文章讨论能否把流行病学的统计工具与系统视角用于慈悲科学,以回应藏传佛教学者图丹晋巴2018年提出的“慈悲为何没有规模化”之问。作者回顾了慈悲科学长期聚焦个体培养,而流行病学擅长研究人群层面的分布与聚集,并介绍了2026年3月《国际福祉杂志》特刊“迈向慈悲流行病学”中23篇文章、90余位作者在概念框架、方法与测量上的进展。
记者Justine van der Leun在《Unreasonable Women》中追踪三名女性,探讨家暴、童年创伤、贫困与司法失灵如何把她们推向监狱。她调查称约30%的受访在押女性属于“被定罪幸存者”,并认为真实比例可能被低估;她指出自我防卫法中的“紧迫性”与“理性人”标准难以适用于家暴情境,并提到纽约、俄克拉荷马、伊利诺伊、新泽西及佐治亚等地已通过幸存者司法相关法律。
精神科医生 Awais Aftab 在 Psychiatry at the Margins 撰文,借 Zavlis 对心理治疗的 Bion 式描述指出,处方工作无法与患者的情感生活切割。他认为,被开药者拒绝消化的情绪会以不依从、反安慰剂效应、多重用药乃至"治疗抵抗"的形式回到治疗关系中,而"纯粹的药物管理"只是一种幻想。
面对精神分裂症诊断构念的持续争议,Sophia Frangou 以癫痫作类比为其辩护:两者都有强制性核心特征,边界由共识设定并随认识修订,癫痫以复发或复发高风险划界,精神病则需证明复发或找到强预测因子。作者进一步比较国际抗癫痫联盟的多层级诊断体系与 Lüders 等人主张将发作症状学描述与推断分离的方案,探讨其对精神病分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