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lat 播客:DSM 缺失的一页——如何区分成人 ADHD 与其他认知问题成因
Carlat 精神心理播客主持人 Chris Aiken 与 Kellie Newsome 讨论 DSM 中“症状可由其他原因更好解释则不诊断”这一条款,及其如何帮助区分成人 ADHD 与其他认知问题成因。节目回顾 DSM 从 12 个经充分验证的诊断扩展的历史,指出成人期起病的 ADHD 在文献中几乎都能由其他原因更好解释。
生活中的问题
知道之后怎样实践?关注动机、选择、学习与改变,也承认现实约束。
37 条精选近 30 天 20 条精选共收录 293 条
Carlat 精神心理播客主持人 Chris Aiken 与 Kellie Newsome 讨论 DSM 中“症状可由其他原因更好解释则不诊断”这一条款,及其如何帮助区分成人 ADHD 与其他认知问题成因。节目回顾 DSM 从 12 个经充分验证的诊断扩展的历史,指出成人期起病的 ADHD 在文献中几乎都能由其他原因更好解释。
Helene Speyer 领衔的合著论文在 BJPsych Bulletin 提出,可用 Rittel 与 Webber 的“棘手问题”概念理解精神科药物减药:减药目标与期望结果因人而异,患者、家属与临床医生的价值标准不同,且每次减药或维持用药的后果都难以干净地撤销。作者据此引入“棘手复杂性”,主张指南应澄清风险、支持道德审议与共享的迭代决策,而非以僵化指令促成防御性行医。
加拿大萨斯卡通一项名为iGen的代际项目让六年级学生全年在长期护理中心与老人一起活动,研究对25名学生、3位老人和8名护理人员连续10个上学日及6月再次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并未整体变得更幸福、健康或更善良,但在互动更有意义的日子里,他们当天感觉更好、更联结、更健康也更友善,代际互动的益处似乎比同龄互动更明显,且项目后期关联更强。
Hidden Brain 本周重播与研究者 Amy Edmondson 的对话,她区分了建设性失败与应当避免的失败,主张在学习或尝试新事物时应让失败提供有用信息。节目另设听众问答环节,由 John Dinsmore 回答关于债务心理学的提问。
加州大学伯克利 Greater Good 报道,针对初中生开始追问“我是谁、我想成为谁”的发展阶段,Griffin Institute 在 National Medal of Honor Museum 设计了名为 Moments That Matter 的课程。
MIT 哲学家 Brian Hedden 提出“时间切片理性”,主张理性要求应是非人称的,不参照个人跨时间的同一性关系,理性存在于一个个时间切片中,只有合理的决定而没有永远合理的人。他 2015 年在《Reasons without Persons》中阐述这一观点,并以奥德修斯绑缚自身、购买健身会员等例子说明人们日常也在区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自我。
加州大学伯克利《Science of Happiness》播客探讨榜样、导师与社会支持如何让向上流动比单靠毅力更可能实现。
Christon、McLeod 与 Jensen-Doss(2015)提出一种科学知情的个案概念化框架,将概念化视为持续发展、检验和修正临床假设的过程,而非治疗初期一次性完成的书面公式化。该模型包含五个阶段:识别并量化主要问题、考虑诊断问题、形成病因与维持因素假设、选择并规划治疗、监测进展以判断概念化与治疗方案是否仍然准确。
Greater Good 刊出对犯罪学家 Tamara Herold、德国巴伐利亚州警察上校 Bernd Burger 与奥地利心理学家 Markus Ebner 的访谈,讨论把 PERMA-Lead 积极领导力模型引入警务。
临床心理学家 Erin Schoenfelder Gonzalez 在一场网络研讨会上讨论的研究指出,ADHD 儿童在课堂上累积的细小纠正可能逐渐侵蚀其学业信心与师生、同伴关系。她主张在每次纠正之外争取约三次积极互动,并强调关键成人温暖而一致的回应对保护孩子尤为关键。
周淑金等人在《心理科学进展》提出,儿童创造力存在消极面,可分为以利己为目标、伤害为副产品的负创造力,以及以伤害为核心的恶意创造力。研究指出,从负创造力转向恶意创造力并非必然,需认知、动机、情绪、道德四环节同时起作用,并据此提出CMD引导法,从认知、动机、发展三层进行干预。
一项针对51名本科生的12场焦点小组研究,请学生回顾课程经历中支持或阻碍品格美德发展的方面。学生提到促进换位思考与建设性分歧的活动、教师展现共情并建立真实关系、课程内容与现实世界相关,有助于练习开放心态、觉察与共情;也有学生谈到教师营造敌意环境、在每件事上做“更大度的人”难以持续、对未来不确定,会限制这类练习。研究基于单一大学学生的自述,属质性焦点小组,非因果验证。
Srinivasan 等(2024)利用英国千年队列研究数据发现,3至7岁间易怒程度未按预期下降的儿童,在14岁时更可能报告更多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该关联在调整性别、族裔、家庭社会经济因素、母亲抑郁及早期行为问题后依然存在,但研究为观察性设计,无法排除遗传与环境等残余混杂。作者指出,易怒的发展轨迹而非单一时点的水平,可能更具临床意义。
临床心理学家 Shireen Rizvi 在 Carlat 心理治疗播客 BPD 系列第三集中系统介绍辩证行为疗法(DBT)。她师从 DBT 创始人 Marsha Linehan,现于纽约 Montefiore Einstein 任 DBT 服务与研究主任,讲解辩证哲学、生物社会模型、四种治疗模式与四大技能模块,并说明 DBT 的适用指征及未受完整训练者能借鉴的内容。
哈佛-MIT健康科学与技术项目博士生Diana Grass正在开发可与柔软外周组织无缝集成的软生物电子器件,以持续监测多种生理信号并记录、刺激神经回路。她认为身体一直在“说话”,但现有医学影像和诊断仍多依赖孤立快照,缺少理解其语言的手段。她主张从生物学而非学科出发,这类技术或有助于更早诊断和更精准治疗。
中科院心理所杜忆研究组以118名4-6岁普通话学龄前儿童为对象,比较“唱诗学习”与“机械背诵”,发现把古诗唱出来能让幼儿学得更快、背诵更流畅、记忆保持更久。实验1a中唱诗组平均11.6分钟完整背诵,朗诵组需25.4分钟;六个月后随访,唱诗组29名幼儿全部能完整回忆,朗诵组28人中仅9人能背出。实验2以60名5-6岁幼儿验证,高低难度文本下唱诗组均表现更好。
推荐理由:依据中科院心理所科研新闻,原论文全文未读;样本为118名4-6岁普通话学龄前儿童,结果限于该群体与所测古诗材料。
Common Sense Media旗下Youth AI Safety Institute发布对谷歌搜索内置AI功能的风险评估,认为AI Overview与AI Mode对儿童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研究人员用配置了SafeSearch的11岁和15岁账户进行2600多次搜索,发现AI答案未可靠识别自杀意念等危机信号、会为180份作业直接给出完整答案,且超四成历史题答案在两次搜索间明显不同。与独立Gemini聊天机器人不同,学校与家长无法关闭谷歌搜索的AI答案。
推荐理由:评估由Common Sense Media旗下Youth AI Safety Institute发布,该机构接受包括被评估技术厂商在内的行业资助,报告称其保持编辑独立;材料为新闻稿,未提供完整方法细节。
MIT麦戈文研究所与约克大学团队将动物与类脑人工神经网络训练识别同类物体,发现模型性能提升时其内部重组方式与动物大脑中检测到的变化高度平行,论文7月8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心理治疗师Sissy Goff与David Thomas在新书《Capable》中提出,许多孩子正面临“能力危机”,即感到自己无法应对交新朋友、参加运动选拔或考驾照等挑战。他们基于30年临床经验指出,焦虑常被家长用逃避和回避应对,而能力感来自练习应对与胜任,信心生于胜任。书中给出五项优势、五项技能与五项策略,包括把失败视为“学习的第一次尝试”,并建议家长向孩子讲述自己的失误经历。
一位儿童心理学家在Greater Good撰文提出,孩子会模仿父母处理冲突的方式,把威胁、操纵、冷落等策略用于同伴关系。文章引用班杜拉1961年“波波玩偶”实验,以及作者本人对幼年暴露于父母间家暴者的追踪研究,称这些人成年后更可能成为亲密关系暴力的施害者与受害者,且学前阶段暴露者风险尤为突出。作者认为,父母以尊重、感谢和团队协作的方式相处,可为孩子示范健康的社交策略。